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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字縱書直寫的臆測之三,假說 09/03/20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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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已從甲骨文得知漢字在三千多年前已經有直排的形式,但無史料詳述原因,後世便有一些傳說或假設。

呂敬人在杉浦康平的著作中提到一個傳說,上古有三個造字人,梵、佉盧和倉頡,他們可能以北斗星移動的方向來決定行文方向,因此梵文向右寫,佉盧向左,而中文向下,這個傳說頗有趣,只是很難解釋梵和佉盧這兩個位於印度境內的地方,為什麼星行方向是相反的。也有習慣用左手翻、或左手按著竹簡絲帛書寫,故從右開始讀的說法,卻很難解釋懸腕辛苦地寫又容易弄髒寬大袖子的原因何在,而且簡冊是先寫再綁的,左綁或右綁應該都適用。

Derrick de Kerckhove 在他的著作裡提到,在調查過世界所有語言後驚喜地發現,聲符文都是橫排的,象形文則是直排的,譬如古埃及文(聖書體)和中文。事實上古埃及文並非純粹的象形文字,一百多年前羅塞塔石碑(Rosetta stone)被發現後,已證實古埃及文也有聲形文;同時中文也不是純粹的象形文字,它的組合方式概分六種(六書),其中也包括形聲字。現今歐、美、印度這類以拼音符號作為語言的文字的確是橫排,而直排的文字也有聲形文,鄰近中國的日文仮名(右向左),滿文(左向右)、蒙古文(左向右)、回鶻文(左向右),這些聲形文也跟中文一樣直排,依聲形文象形文來區分橫直排也許有統計的依據,卻無法解釋是否受到文化影響。此外,古埃及文也不完全都是直排,有環狀的排列,也有如羅塞塔石碑所示的橫排。

除了語言學,Derrick de Kerckhove 還認為文字走向與政治宗教有關,橫排的希臘文暗示了民主,直排的古埃及文和中文則顯示了階級。若他所言屬實,便不知如何解釋印度文(至少十數種文字,有左到右,也有右到左)均橫排,印度卻有千年的種姓制度,而上古的中國則被學者臆測可能是母系社會,不是後來的父權階層。從出土文物顯示,上古的女人往生後被厚葬,身旁有許多珍寶,後來才有陪靠在男人旁邊的葬法;與婚嫁親屬相關的字,偏旁多從女字而不是男或子,譬如姓是女和生,許多古姓是女字旁,譬如周王姓姬,秦始皇姓嬴,莊子盜跖第二十九也提到「民知其母,不知其父」。依上面的例證來看,實在難讓人信服文字走向是與社會結構有關的。

言論自由的好處是誰都可暢言,增加事態的多元面貌,麻煩的是須查證分析才免於被洗腦。有以西方偏見批評的英文文獻,在台灣也有為了選票模糊事實的言論,因此有「字直排是國民黨為了什麼事都要跟老共相反才規定的吧?他們橫排用簡體字,所以我們才故意用繁體直排。」如此一說,這當然不是事實,繁體字和直排不是政策使然,是依循千年的文化傳統啊。

參考文獻:
亞洲之書‧文字‧設計:杉浦康平與亞洲同人的對話—杉浦康平. 台北:網路與書, 2007.

The Skin of Culture: Investigating the New Electronic Reality.–Derrick de Kerckhove. London: Kogan Page, 1997.
簡體中文譯本:文化的肌肤: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—汪冰譯. 保定:河北大學出版社, 1998. (這書名是直譯,意譯可能是文化的表面或淺談文化:訪探電子化生活的實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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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字縱書直寫的臆測之二,上古生活 20/02/20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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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最早的漢字古物發現,一般甲骨文閱讀順序為上到下、由右向左讀,也有由左向右或橫排。甲骨文有些偏旁左右皆可,譬如現在的鄰字,左右都可掛耳,筆劃不一,當時的字形有豎立的潛在跡象,動物多以站姿呈現,四腳不著地,像豸、豕、象這類偏旁。有些甲骨上有毛筆沾朱砂書寫的痕跡,可能以此打稿再刻,刻的筆順與現今書寫不同,先刻直再刻橫,譬如有些龜甲似為刻一半的半成品,字的筆畫都只刻了直的還沒刻橫筆。問卜的問題叫做貞問;問卜時以肯定及否定句來發問為對貞,對貞以龜腹中線(千里路)為界,多數右為肯定左為否定,卜辭向左右側對稱縱書行列,左一對右一,左二對右二,以龜甲的材質紋路來看,豎排是很自然的。

董作賓認為,早先的研究不清楚甲骨文的行文格式,誤以為左右皆可,後來確定對貞是為了讓肯定和否定問句成對排列,才會有以中線為界,向左或向右的行款,他也發現殷代的銘刻碑文多數是直句向左,和現今的文字走向相同。

殷商時鑄在銅器上的金文(銘文、鐘鼎文)多為向左讀的縱書,也有橫排或從左讀到右的不規則走向。當時的銅器多為禮器,上面的花紋和文字多經匠人設計、手工製作模版翻鑄,因此字體多樣各異,裝飾大於實際使用,可說是最早的字體設計,與單純記載問卜的甲骨文是不同的應用方式。後世有個說法,由右向左的排列方式,是受右手寫、左手按著竹簡的習慣影響,然而殷商時代即有直行左走的行款,這說明向左排列不一定是由於右手執筆。因為鑿刻石碑或鑄刻銅器,一不須考慮使用筆墨習性,二是銅器的鑄模須先刻陰模再脫蠟,這都不須特別用左邊的手固定一側,讓右手方便行事。

而後從周朝文物發現,當時的人已使用毛筆寫字,寫在錦帛或簡牘上再綁起來成冊(冊這個字就是直條的木片竹片綁起來的樣子),簡牘可以捲起來方便帶走,不如錦帛輕便卻利於保存,其書寫方向從上到下直走,從右到左,與現今的書排列方式一樣。把字刻劃在木條或竹片上不全為了成書冊,廟裡的籤詩也會刻在籤的下方,現在為了方便閱讀會另外印在紙上。

使用材質之外,漢字縱走可能還有務實面的為了工作方便。宋朝之前的中國人還沒有椅子,東漢時胡人習俗傳入中原,在床邊加上靠背倚之,是為榻,類似床的家具。當時也有凳子,是沿用胡人傳來方便上馬的蹬具改良的,不過也不高,一直到五代北宋,中國人的桌椅家具逐漸加高,几變成桌,也有了椅子,坐的時候才把腳從床榻上垂足放下來。

以甲骨文的字形參考,說是席地而坐,其實是跪坐在後腳跟上正坐,光想就覺得好痠很辛苦吧?然而從小就拉筋跪坐習慣的日本人,現今仍維持這樣的坐姿(正座,せいざ)安然跪坐在榻榻米上,習慣成自然也就不覺得不舒服。古人怎麼不早點把腳放下來坐而收在袍子跪裡呢?有一說是因為古人上半身穿衣,衣長不過膝,下半身為裳,裳類似裙子,像蘇格蘭裙裡面不須內褲而不穿內褲,有的為了工作方便不穿過長的裳便穿開檔褲方便如廁。因此跪坐比較不容易穿梆而不雅吧,譬如孟子發現老婆私下伸著腿坐便跟孟母提休妻,可見事態多嚴重。跪坐的坐姿方便前後移動,而不是左右挪動(假如不怕閃到腰的話),無論刻龜甲獸骨或用筆寫字,大概都是上下移動的姿勢較方便幹活吧。

除了較實際的生活習慣,還有自古以來敬天謝天的概念。杉浦康平認為,龜的形狀天圓地方,甲骨文的卜辭是記錄上天的聲音,由上往下書寫是很自然的天地意識,以龜腹記載上蒼的話也很符合地對天的回應。敬天之外,周易崇尚自然的概念也可能有影響,漢字的起源原本就是參照自然生態樣貌而仿繪的,雨雪自天上來,水從上往下流,樹木從地往上生長,人站立向前行走,都是直立的形態;太陽從東升起而落在西方,上天的聲音該也如是而從右到左,依循自然的方向吧。

現今許多人抱怨漢字應由左向右橫寫,這樣才不會弄髒手。其實從筆管裡附了墨水裝置的鋼筆傳入中國,漢字由毛筆轉向由硬筆書寫,距今也不過一百多年,在這之前一筆沾一墨、懸著腕一筆一劃,既不方便也不容易,下筆的每一劃都經思量,寫字不只是記錄,也練性子、練習運用手指書寫想像的筆畫,那裡面不只是點和線,還有思索空間,這和現代人受資本主義影響而求快、求效率、算計報酬率的角度是不同的。

本文承速老師提點後修改,在此致謝。

漢字紛紜雜記 31/01/20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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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骨文是鐵證
到底是誰發現甲骨文已不可考,依清末的文獻推論,是由王懿榮和劉鶚發現的。

因病在藥材堆中發現或小販到府兜售古董的說法都有,總之劉鶚在1903(清光緒二十九年)出版了鐵雲藏龜,是最早提到甲骨文的著作。甲骨文的年代約在商朝(約三千多年前),是目前確定最早的漢字形式,雖有學說認為更早的陶文(約四千多年前)是甲骨文的前身,然兩種文字銜接演化的考古證據仍不夠多,因此甲骨文仍是多數學者認定為最早漢字的鐵證。

甲骨文有些字與今文差別不大,可辨認字彙約有六千,若說使用繁體字跟回復到甲骨文形態相當,那也沒說錯,至今有許多繁體字形仍從甲骨文沿用至今。

六書和倉頡
六書指的是一般漢字的分類,六書二字最早可見於周禮,具體說明象形、指事、形聲、會意、轉注、假借,則在漢朝(約一千多年前),最有名的著作是許慎的說文解字,這本書算是目前最早整理漢字的著作。

倉頡傳說是遠古造字者,僅止於史前傳說(史前,無正史記載)。依學理推論,所有文字都有演化、整理過程,比較可能是由倉頡彙整已流傳許久的文字,不可能由一人之力創造數千個字彙,更不可能為了鬼神再創造符文。中式的符咒為道教驅邪的文字,依照文字演進的歷史,甲骨文出現的時間遠早於道家學說,倉頡的年代又更早於甲骨文,因此倉頡更不可能再造字之餘再創符文。

漢字字形和平面設計
Layout 在英文的解釋是建築平面或書本頁面的佈局,在周禮已有類似九宮格的佈局,「匠人營國,方九里,旁三門,國中九經九緯,經涂(塗)九軌」,從大的建築佈局縮小到方寸之間的印章,都有其佈局方法。

印璽在先秦(兩千多年前)已經廣泛使用,刻印看起來似乎是字形設計的一門,其佈局章法同樣可供編排設計參考,其中涵蓋:均布(平均分布)、疏密(虛實,疏處可使走馬,密處不得容針)、輕重(筆畫多寡)、增損(筆畫加減)、屈伸(盤屈伸張),承應(對稱)、遷讓(挪讓,上下左右筆畫協調)、盤錯(盤疊交錯)、離合(陰陽文合印)、界格(版心分欄為田或一或︱)、印邊(邊緣的框線)等,而刻印難不在刻,而在章法,編排設計也一樣,難在概念,而不在設計本身。

漢字的字形設計可說是從金文、銘文開始,刻在石碑上的,寫在紙綢上的,歷代都有不同風格。今日在電腦字體中被稱為明體的字形,是日本人誤將北宋的刻本當作明朝的文體,而把宋體稱為明體,明體和宋體其實是同一種字形。(宋朝早於明朝約四百年)

文言文白話文
一般以為,文言文是古文,白話文獨為今人所用,其實不然。文言文是以書面記載的文體;白話文是以口語為文體的文字。

漢字是表意文字,表達意思、記載事件,就像開車時看到的標誌,譬如速限和路面高凸的符號,或公共場所的箭頭、電梯、廁所、出口,一看就明白,不需要讀出來。一般讀書人文人官員寫文言文,是為雅言,它是為了記載而寫的文體,有既定的結構文法,字數精簡較嚴謹;白話文則是可隨口念出來的,文體較自由。庶民大眾用白話文,譬如通俗小說或說書人說書的參本,因此明代(約五百年前)的西遊記今人還看得懂,它已經是白話文學了。文言和白話的分別在今天看來,就是論文、公文、法律條文和大眾口語化文字的分別,白話文並非現代的產物,而是為了讓更多鄉民街坊能看懂而提倡的簡易文體。

借用漢字的語言
漢族文明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發展成熟,許多異族曾借用漢字來創造他們的文字,譬如已經滅絕的西夏文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都曾借用漢字當作書面文字,以文義記載而非口語逐音寫下,既然一直都有發音和字義不完全相通的情形,便採語音系統創造另外一種文字。於是韓國有諺文,日本有仮名,越南有喃字,這些都類似目前使用的注音,只是他們會混著漢字來使用,後來韓國基於應該使用自己民族文字的政策使然,約在五十年前開始全面使用諺文,日本雖在明治維新時有強烈的廢漢字主張,至今仍保留漢字仮名共存的書寫方式,越南則因西方傳教方便和成為法國殖民地之後使用拼音文字,漢字只在古蹟可見。

方言
秦始皇在兩千年前統一六國文字,保留不同地區語言的風貌,故中文同義而不同音,這與西方以發音方式當作文字非常不同。中國地大歷史悠久,長久的遷徙加上古代交通不便,各地區自然發展不同的語言,幸好漢字是表意文字,不會念沒關係,有偏旁可以猜,譬如不會念日文,看到漢字大概還可以猜三分意思,不會講日語也可以漢字與日本人溝通,同樣地,與學過漢字的韓國人也可以漢字溝通,但這都僅止於繁體漢字。古時方言既多,進京趕考的考生省分也多,幸好漢字是表意文字,不會念沒關係(對,又重覆了),還是可以寫試卷作答,假如有幸上榜入朝為官,就得學官話,官話是京城官員上流社會講的語言,不是地方語言。

中國的外患多來自北方、西北方的異族,隋、遼、金、西夏、元、清,漢人歷經多次異族統治,百姓從北往南遷徙,也讓漢語古音多保留在南方。現今使用的國語是北方語言,與南方語系不同,北方有捲舌音,南方無;南方有濁音,北方無;北方有四個聲調,南方像廣東則多至九聲(陰平、陽平、陰上、陽上、陰去、陽去、陰入、陽入、中入),以廣東話閩南語這類南方語言念唐詩或古文,陰陽頓挫有致,以北方語系的國語來念,音平韻失,大大不同。不只是語音,語言也多保留古文,譬如佢(渠,他的古語)、荷包(錢包)、上晝晏晝下晝(上午中午下午)、晏時(晚上)。

由於古時文盲頗多,許多人會講不會寫,而今上學學的語言文字是官方統一的國語(北京話、普通話),有點像全民學官話,便不知漢字本可由不同方言發音,以為國語是唯一有文字的語言。最明顯的是香港帶有口語字譬如嘅啲唔之類口字旁的字,這類字在清嘉慶招子庸的粵謳已經出現,並不全是近代創造的;清末民初蔣夢麟在舊金山華埠因不會講廣東話,以漢字溝通,店家異訝這位唐人既然不能講唐話(指廣東話),為什麼能寫唐字呢?清末的海上花列傳,是以吳語(蘇州話)書寫的,近有國語譯本。還有個有趣的音譯典故,清末林紓譯 Sherlock Holmes 為歇洛克福爾摩斯,怎麼Holmes不是譯成鴻爾姆斯呢?因為林紓是以福州話譯的。

另外,漢文是書面文,假如不是以特定方言書寫,多數都能以不同方言朗誦,雖方言各異卻都可以字溝通,同一漢文劇本,也可由不同方言戲曲演出,這是以拼音文字為母語的人難以理解的。

常用漢字數量
漢字數量看來龐大,但常組合成詞表意,許多字可重複使用,實際常用字數量不多。香港頒佈的常用字與台灣相近,約四千多字;大陸頒佈的約為三千五百字;日本是一千九百多字;韓國則約一千八百字。雖然電腦或字典的收字量高達七八萬之譜,但平常閱讀用不到這麼多字。

花碼文
花碼又名蘇州碼子,是古時中國商人所用的數字,在阿拉伯數字未流通之前使用,等同現在的阿拉伯數字。它的寫法有點像算盤,以五為單位在中間加一槓。

本文多處承速老師提點後修改,在此致謝。